首发|陈锡文:用改革解决农业发展的新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共有16个部分、60条内容，后来中央把它进行了梳理，从中梳理出336项改革任务，涉及到6大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还包括国防和军队体制的改革。
我们自己梳理了一下，在336项改革任务中直接和农业相关的改革约50项，所占比重近15%，这50项改革任务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的10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改革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完善政府对农民的保护制度。今年国家对新疆的棉花收购以及东北三省、内蒙古的大豆收购，推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叫目标价格制度，改变了过去常年实行的临时收储制。这个制度对未来的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形成、对市场的活跃和培育都将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豆。去年北京制定的大豆临储价格是2.3元一斤，今年是2.4元一斤，按照去年如果市场价格达不到2.3元，政府就由国有粮食部门出手收了，这2.3元的大豆价格收购进来以后很多加工企业是承受不了的，因为国际市场低于这个价格。国际市场大豆运到岸，各种税费完成之后大概4000左右，比国内市场价格低，因此我们很多榨油企业不愿意用国内的大豆。很多人说这样的情况下应该降一降，这样对农民就没有保证，所以国家提出价格指标，目标价格，今年定的是2.4元，不仅没降，还要增一点，目的就是考虑农民的收入。如果企业到市场收觉得2.4元承受不了，就2.1元收，市场就是2.1元，农民和粮储企业、收购企业、加工企业的价格是2.1元，农民每吨大豆相对少收0.3元，然后政府补贴，市场价格就是由供求形成的。
第二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到城镇化过程中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对农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对农地流转经营体制的改革。
第三项，要改革农村的集体经济制度的产权制度。我们经常讲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到底谁所有，经常说不清楚，往往就变成了村干部所有，通过农村集体资产进行股份改革，让他明确经营主体、主体的权益以及主体的收益。
第四项，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要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适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新的经营体制。
第五项，农村投资机制的改革。投资所形成的资产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直接归合作社所有，同时也明确提出，鼓励个人社会资本到农村去投资。
第六项，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也是非常关注的一大问题。
第七项，农村事业发展和农民保障的改革。目标就是规模化。
第八项，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革。现在大家在大城市郊区能看到一种现象，那个地方的村子往往是外来的农民、打工的农民数量比本村的户籍农民多得多。而一些偏远的农村，偌大的村子，青壮年都没有了，剩下一些老年人、小孩、妇女，就出现了空心村，这两种情况都是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第九项，进一步加强农村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
第十项，解决好进城的农民，农业转移人口怎样让他们真正进入城镇。最近大家都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审议过了，中央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审议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也审议过了，等着政治局审议，很快国务院推出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
之所以强调现在加快农村经营体系的创新，是因为我们发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通过改革的办法才能逐步去解决。
市场提出的需求，农业一定要去想办法满足，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地就这么多，科技水平就是这样的水平，农民的文化水平就是这样的水平，能提供的东西虽然每年都有所增长，但还是赶不上发展的需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立足国内、以我为主、适度进口、科技支撑。“适度进口”作为基本方针提还是第一次。
供不足需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对于农业走出去，对于如何更好地运用国际市场，要有新的举措。一是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供给能力，二是要从我们自身的特点和国际上的情况出发，认真研究怎么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推进中国农业走出去。
要提高我们自身的产量面临的困难很多。地不可能再增加了。两次土地详查，1996年一次，2009年又组织了一次，调查显示，到2012年底土地总面积是20.27亿，这次详查，99.5%是用的卫星、遥感、航海，这把尺准了，实际还是这么多地，正是因为这样资源就非常危险。
除了土地之外，水资源的短缺也是一大问题。中国人均水资源丰年大概2200，去年2000左右。
除了资源以外环境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据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我们耕地受到污染的状况19.4%，其中中度污染和重污染污染的加起来占到2.6%，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有5000万的耕地是受到重度污染的。今年国务院已经安排了开始进行治理，要治理就意味着一部分耕地要退出农产品生产，所以对我们下一步增产的愿望实际上又是挑战。
当然解决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问题，不是简单地仅仅依靠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比如说土地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的改革，投资体制的改革，财税体制的改革，都会对农业下一步的发展创造各个方面的环境的条件。但是最终所有的政策结果要落在经营主体上，只有他才能把粮种到地里、才能把粮从地里收回来。所以经营体系的创新，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能不能充分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让他创造更多的农产品。
倒过来头讲，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和家庭经营是什么关系。我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农业的现状是这样，20.27亿亩耕地，还有1亿8千万农户在那经营，这个过程我们发现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工业化、城镇化推进，使得有2亿7千万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到了城镇、到了二三线城市，所以也使得有5000多万的农民家庭，就是占整个承包农户家庭总量的22%的农户，他自己不种了把土地流转给别人了。
下一步城镇化步伐到底还能多快，总理在去年的农村工作会上提了三个1亿人的问题，到2020年我们要解决已经进城农民中让1亿人落户，解决棚户区居民的住房，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民有1亿人在当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去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当然各地都有一些，比如某某大户种了几千亩，某某公司弄了几万亩，但是总体上讲不代表基本面，基本面大大的落后。我国农村的基本面是1亿多经营十来亩地的小规模经营，这是我们的基本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提出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意义就非常重大，实际上农民已经在他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创造了不少好的形式。我们国家联合收割机的作业天数大概是美国和加拿大的2—3倍，说明我们农业投资的效率就要比他们高得多。收获上可以这样，从耕种到播种，到中间的管控，其实都可以采取，所以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一种形式，耕种收这样一些重要的农业环节，大家都花钱买服务，通过购买农机服务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强度，提高农业的效率。日常的田间管理又加强，所以越来越多的地方，农民种地实际上是看着庄稼，什么时候应该翻地了，什么时候可以播种了，什么时候要浇灌了，什么时候要施肥，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付点钱就完了。
很多人担心农村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靠他们怎么种地，他们实际上是在看地，种地的是服务体系，而且潜力非常大，我们目前耕种收综合农业管理，今年到年底估计能达到60%，小麦联合收割我们今年夏天可以达到92%的机械化生产。
这些年农民创新的一种组织形式，就是大田作物的生产、粮棉油的生产，更多地可以通过扩大服务的规模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因为我们现实的困难是，提高耕地的经营规模难度很大，你要让人家转移走，但是一时半会儿做不到，于是我们和欧美走出了不同的路子，通过扩大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不足的问题。这种现象从南到北都在越来越多地发生。往往村里一个能人组织一下，或者某个合作社的居民带头弄一下，然后还有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农机人员，他们组成的社会化服务，给相当多的农民提供了这种方便。
我们讲创新农业经营主体，实际上有两种主体，一种是提供农产品的主体，粮棉油、瓜果蔬菜、禽肉鸡蛋，直接提供产品，我们的农民大多数就是这一类，地上稻谷、小麦都是他的。我们对这类主体就要努力提高他的科学知识能力和经营水平，该花钱的地方要花，让他看到了实际，有了示范他才会相信。
另一种是为那些提供产品的农民服务的主体。由于有了这一类提供服务、不见得提供产品的主体，使得我们效率大大提高。
我们的企业家为了发展现代农业，就到乡下来了，把地租给我，我来从事农产品的生产，让农民来给我当帮手、雇工，我给你发工资，这个事情往往经济效益不好、社会效益也不好。
对农业，第一，没有办法要求像工人那样按时上下班按照流水线走；第二，没有任何一个老板算得清楚，今天你付出多少劳动给你多少报酬。只有最后打了粮，你打了多少给你多少。所以现代工业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对劳动的如何计量问题，在农业里是没法解决的问题。
两类主体的出现给我们社会资本工商企业进入农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前景，最现代化的机器，最现代化的技术，正是由于这样，你可以给我们最传统的农民提供最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服务，由此获得双赢。要充分认识到两类主体在未来的农业发展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两类主体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你搞服务的也可以是大户，我买了农机具加了1000亩地，当然我这套农机具实际可以服务2万亩，一户也可以，也可以是农民合作社，合作社集资买了机械给周边的人服务，也可以就是工商企业自己。
第一，我们的社会资本和现代工业企业，在现代农业是大有可为的，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跟农民争地。我们去搞现代农业，更多的要去做那些农民想做做不了的事，这才能显出优势。
第二，发展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形成这样一个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定要多种方式。农民家庭、农业大户、农民合作组织，甚至集体经济，包括我们社会工商资本、工商企业，都要发挥他的积极性，让他找到各自能发挥自己优势的形式和内容，他就能做得更好一些。
第三，要注意在推进过程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什么叫适度呢？前年我去日本考察，他说平原地区种水稻，目标是一户人家20公顷，300亩。我问，你凭什么就说20公顷？他说按照日本现在的农业技术水平，农产品，稻谷的生产成本、单位成本，每公斤成本最低10公顷，从1公顷往10公顷走的时候，面积越大单位成本越低，10公顷是一个临界点，过了10公顷之后成本降不下去了，甚至再往前走反而有反弹。但是为什么给他20公顷呢？日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家庭收入不能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必须给他20公顷才能让农民家庭的收入不低于城镇居民。当地农民种20公顷的收入是650万，比当地的城镇居民不低。农民有纯收入650万，各级政府给他的补贴890万，必须种了才给。
上海郊区松江区是发展家庭农场比较早的，2007年开始就发展得比较好，但家庭农场的规模从2007年到2014年年初，7年下来不仅没有扩大还有缩小。我问农户为什么规模上不去。他说你算账，在松江50多岁的两口子种113亩地，平均也有多一点的，也有少一点的，一亩地的纯收入一年两季下来是750块钱，110多亩地是9万多，而上海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400元。就是说如果城镇居民两口子纯收入80800，农民在那里种那点地纯收入超过9万，于是家庭农产品这个活在当地农民看着是好活，比出去打工好多了，又不用背井离乡，又不遭人白眼，又可以自己在家住、在家吃，于是竞争加剧，竞争一加剧，农产品很难扩大，但是也不能缩得太小，缩得太小，收入不行了就没人种了，于是在这个阶段，在松江这样的地区，100来亩就是合理的标准。
我到农村去问那个农民怎么看这件事。他反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有1000亩地，你是给一户人家种，让他一年收入100万，还是给10户人家种，每家收入10万好呢？这个问题就很深刻。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经济学，已经关注到了社会民生政治问题，牵扯到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牵扯到人和人之间相互平等的尊重。当然随着以后进一步发展，我相信随着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规模还会扩大，所以，不要盲目追求规模大，规模大了效益也不一定好，还可能会引出不该发生的社会问题。
从下一步讲，未来的目标走向，很多专家测算说我们人口最高峰2030年，最多15亿人，现在有关测算不到15亿，就算15亿，那时候提出的城镇化目标70%，15亿人70%在城镇，也就是10亿5千万，留在乡下的还有4亿5千，同样是我国发展不能忽视的。
（作者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2014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的学术报告录音整理而成）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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